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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《大学》诠释的学术特质

缘于“其(王阳明)与朱子抵牾处,总在《大学》一书”,故《大学》遂成为“宋明六百年理学家发论依据之中心”以及“理学发展的风向标与晴雨表。”这就将《大学》在理学史当中的肯綮地位提解出来。而在宋、元、明、清理学发展的四个时期,清代无疑是《大学》诠释史上大师云集,著述宏富,学派林立,新见纷呈,成就斐然的一代。其学术特质主要有:

《礼记》之《大学》与《四书》之《大学》并行

《大学》原本属于《礼记》中的一篇,后在朱子那,与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和《孟子》合刊为《四书》,并随着朱子学上升至官学地位,《大学》亦随同四书成为家弦户诵的经典,以至出现毛奇龄所谓的“朱子有《大学》,五经无《大学》”的学术局面。而这一情形到明代的时候有所松动。明代的祝允明指出:“自宋以来始有四书之目,本朝因之,非敢妄议。愚谓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终是《礼记》之一篇,……故愚以为宜以《学》、《庸》还之礼家。”揆诸史料,应该说祝允明是较早发出《大学》重返《礼记》的学者,然囿于朱子学的强势地位,祝氏这一主张虽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影响,但其所涵具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。而后明清之际的郝敬、陈确、王夫之等在祝氏的基础上迈出实质性的一步,直接在其礼学著作中全文录入《大学》,尤其是随着乾嘉汉学的兴起,“《大学》璧回《礼记》”蔚然成风,且在乾隆二十年(1755年),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纂、刊行的《礼记义疏》直接收录《大学》,可谓是从官方的角度肯定了《大学》返归《礼记》的主张,其所产生的蝴蝶效应,至清廷解体依然存在。但必须指出的是,《礼记》之《大学》的出现,并未取代《四书》之《大学》,反倒是形成相峙并存的态势。但“由于没有出现一个权威的注本(包括《礼记》在内),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仅仅是在形式上重返《礼记》而已。”也就是说,《四书》之《大学》仍然称雄科场,而《礼记》之《大学》则虽有官方支持,但并不具备足以取代《四书》之《大学》的实力。无论如何,《礼记》之《大学》与《四书》之《大学》双轨并行确是清代《大学》诠释史上的一个特色所在。

《大学》诠释阶段性特征明显

一般而言,对于断代学术史的理解和把握,不约而同地会关涉到学术的分期问题。晚清的皮锡瑞将清代经学划分为三个特征明显的时期:以汉宋兼采为主的清初、以汉学为主的乾嘉时期和嘉道以后,以今文经学文主的时期。皮氏这一论断大致是把握住了清代学术的主流特征。而后的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,又明确提出三变说:有清一代学术,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,次期为汉宋之争,末期为新旧之争。就从学术特质而论,梁启超的理解与皮锡瑞大致相同。王国维则说:“我朝三百年间,学术三变:国初一变也。乾嘉一变也。道咸以降一变也。……国初之学术大,乾嘉之学精,道咸以降之学新。”稍晚的钱穆则将清代学术划分为四个时期:一是晚明诸遗老时期;二是顺康雍时期;三是乾嘉时期;四是道咸同光时期。龚书铎主编的《清代理学史》则将清代划分为三个时期:一为顺康雍时期;二为乾嘉及于道光中叶;三为道光中叶至清结束。从这些代表性学者的论述中可见,对清代学术的划分主要是三期说和四期说,后者较之前者主要的不同是更为关注明清之际这一阶段,意在为清代学术的发生厘清源头。但无论何者,清代学术特征的变化用梁启超的三变说较为清晰和准确,故本文此处采纳梁启超之论。而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而言,清代的《大学》诠释史在轮廓上与梁启超、王国维所论保持一致,在学术主旨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,即清初主要是回应朱、王之争,中期随着王学的衰熄,旨趣转变为汉、宋之争,而晚清则经世致用特征明显,显豁出王国维所谓的“新”。

古本《大学》研究最为鼎盛

众所周知,《大学》是四书当中牵涉争议最多的经典,仅仅是版本问题就一直纷纭不断,难有定论。仅台湾学者李纪祥考证的两宋以来的主要改本就有46本,而在这众多版本中,占主导地位的无非是古本《大学》(郑玄)与今本《大学》(朱子改本)。而随着阳明心学的崛起,古本《大学》开始与今本分庭抗礼,并在明清之际“回归原典”运动的刺激下,古本《大学》引起广泛的关注,发生前述的“《大学》璧回《礼记》”的学术现象,成为乾嘉汉学兴起的一条主要线索。李纪祥对此有敏锐的判断:“返回《礼记》,即宗汉学,宗汉学即宗古本。”基于此,有清一代,虽然今本《大学》依然保持官学地位,但古本《大学》却成为士子从事学术研究的文本,颇有“科举法今本,研究宗古本”的分裂之态。实际上这一点,早在明代的湛若水就曾说过:“诸生读《大学》须读文公《章句》应试;至于切已用功,更须玩味古本《大学》”,湛氏此言可谓发了清儒的先声,只是在当时并未形成规模效应。这与同属四书的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稳居科场和学界颇为不同。纵观清代代表性学者的《大学》注本,如王夫之、李光地、魏源、惠士奇、毛奇龄、杨亶骅、刘古愚、温飏、张文檒等皆以遵从古本为是,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清代学者在《大学》版本上的唯古本是从的取向。

改本《大学》数量较少

古本《大学》虽年代较之今本《大学》为早,但比较吊诡的现象则是,它引起学界的关注则是在朱子今本《大学》之后。更为准确地说,是到明代中期阳明心学崛起之后,不仅古本《大学》引起重视,同时改动《大学》文本亦迎来推崇和研究的高潮。而至于个中原因则在于,阳明心学对朱子学的冲击,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朱子学的权威,他们两者的文本竞争“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,即从《大学》文本改订入手,进行理学学说创新活动。”故在明代阳明心学最为鼎盛的中晚明时期,改本数量最多,可谓冠绝一时。而到清代,“考证之学兴起,学者尊注疏、复古本,力主《大学》归返《礼记》,因之清代虽有改本,已非明季之盛”,主要有胡渭改本、惠士奇改本、甘家斌改本、宗稷辰改本、章钧改本等八种,可见清代《大学》改本数量远远不及明代。

经世致用取向明显

康有为说:“夫内圣外王,条理毕具,言简而意赅者,求之孔氏之遗书,其惟《大学》乎?”康氏此言不虚,道出了《大学》所涵具的内圣外王的特质。也正是这一特质,使得《大学》在每逢世道浇漓之际,就会受到格外的重视。就清代而言,明清之际和中晚清的《大学》诠释其经世致用的诠释面向最为凸出。如宋翔凤在诠解《大学》时,“遂释‘格物’为‘器车’‘河图’‘膏露’‘醴泉’等物,以傅合《公羊》家著治升平、文成致麟之说”,刘古愚在诠释《大学》亦有类似做法,在诠释《大学》“第九章”时道:“生财则须以人力补天地之缺陷,如羲农以至尧舜之所谓则可也。孔子曰:‘来百工则财用足’,又曰: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。’子夏曰:‘百工居肆以成其事。’君子学以致其道,《礼》称火化之功用,《易》述十卦之制作,子贡欲用桔槔,夫子特短右袂,圣门论财用,未尝斤斤于理之而不能生之也。今外洋机器,一人常兼数人之功,一日能作数日之事,则真生众食寡、为疾用舒矣。”众所周知,孔子并不讳谈“财利”,而是主张取之有道,后宋明理学拔高“义”,致使谈“利”色变。刘古愚则通过引用孔子的话,来为其“生财”思想进行辩护,他认为儒家对于财力并不单单是理论上的,而是主张生财的,所以西洋的机器皆可引以为用的。可见刘古愚对西方知识、器械并不反对,而是主张变通以为我用。在清代《大学》诠释史上,如此事例不胜枚举,他们的诠释已经不同于其他断代学者那仅仅关注个人的德性成就,而是转向到外部经世济民上来。

要之,经典诠释既面向过去,亦面对当下,是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枢纽和津梁。在后经学时代,如何让古老的经典重新焕发新的经世致用的生命本色,如何防止经典诠释变成纯粹的文献研究,如何重建我们对经典的信仰,清代的《大学》诠释的特质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典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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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adm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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